“你不要希望从煤老板嘴里问出他有多少钱，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，有些时候，他是连自己的妻子都不告诉的。”

    灯光昏暗的茶馆里，只有记者和樊斌两个人。这是星期五的晚上，煤海大同的一角。　

    樊刚从煤矿回来，他是一个小煤矿老板——承包的煤矿有年产6万吨的规模，手下一百多号矿工。　

    可是，这已经他够忙活的了：周五或者周六的下午从一百多公里的矿上回到大同的家，稍微休整和家人团聚一下，周日的下午又准时回到矿上。没有什么娱乐、锻炼，外出旅游、休闲度假当然是少之又少。每天面对最多的就是那无边的黑色。这让他感觉厌倦，却又无可奈何。　

    为什么不能放一放呢？　

    “如果不是天天呆在矿上，早倒闭了！哪敢放？”　

    樊斌的两个弟弟和父亲也都在煤矿参与管理，都有股份，可他仍然感觉煤矿少不了自己，仍觉得忙。　　

    针对外界盛传的“煤矿老板们一次性集体买进了20辆悍马；在太原，一位老板就拥有3辆不同颜色的劳斯莱斯”的说法。樊温和地表示了异议：“我周围的朋友中间没有那样花钱的，即便有，也很少。就有一兄弟俩，各买了一辆奔驰，他们的煤矿比较大。大家钱来得都不容易，挣辛苦钱。”　

    樊有一辆三菱越野车，去年刚买的，不到20万，以前的是辆天津大发。经常出入煤矿，越野车比轿车对他们更实用。越野车上面布满了灰尘，脏兮兮的。　　

    樊斌的话不多，记者问一句，他答一句，低着头，似乎有些拘谨，又似乎生性沉默。　

    当年樊斌今年刚刚40岁，然而，他和煤矿已经打了20多年的交道。　

    解放前，他的父亲就和煤矿打交道。改革开放后，50多岁的樊父又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——他带着4个兄弟、3个儿子承包了小煤矿的巷道。

    “那个时候，家里穷，不去挖煤就穷，去有可能富，你去不去？反正一无所有，想得简单。”　

    于是，高中毕业之后，没有考上大学的樊斌也来到了煤矿，借钱买了辆二手货车，拉煤跑起了运输。　

    生活就是这样，你踏上了这条路，再想退就不容易了。　　

    跑了几年二手车之后，樊斌换了一辆新车。这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，还是不够，又向亲戚朋友借了一点，因为37000元在八九十年代的山西大同不是一个小数目。　

    1992年，当邓小平在深圳发表南巡讲话的时候，樊斌也不再甘于每天和雇佣的司机一起颠簸于煤尘飞扬的道路上。他觉得自己大了，和父亲、弟弟们分开，独自承包了一座小煤矿。当然，对于计划经济、市场经济的争论，他是不懂的，也没有懂的必要，在一个小山沟里，有什么能比挖更多的煤、挣更多的钱更重要的呢？

    樊斌说他不关心这些大政治，整天呆在矿区，整天忙，他没有心思也没有信息来源去操心这些。　

   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不紧不慢。樊斌说，那些年，煤矿不景气，几乎也没赚到什么钱，“惟一的好处可能就是比别人花钱宽裕一点”，“想吃什么、家里缺什么都能买。”